挪用公款购买房产

　　除了涉嫌贪污，对杨彦明的指控中，还有一条挪用公款的指控。

　　虎坊路营业部租用的场地在2000年到期，公司决定另租场地，不久，公司在望京新城找到了一处房产。

　　但杨彦明的心里同样打起了算盘，他心里想的是，将这处房产“买下来”。为此，他再次指使章蓉从公款中取出了300万元，杨彦明将这笔钱连同三张身份证交给了张明(化名)，但只是对他说：“这三个(身份证上的)朋友要办公司，请你担任法定代表人管理公司，按总投资额的1%给你一部分股份。”

　　张明于是用这笔钱注册成立了佳杰堂公司，随后，杨彦明再次从公款中取出2480万元注入佳杰堂公司，并用其中的2078万元购买了营业部新的办公场所，即望京西园某处商品房。

　　紧接着，营业部从佳杰堂公司将这处房产租下，并支付了三年1210万元的房租。杨彦明又从公款中取出1300万元，连同租金一起用于归还购房挪用的公款。就这样，杨彦明将数额巨大的公款“玩弄于股掌之间”。

　　案发后，佳杰堂公司的账簿材料被全部销毁。销毁材料的望京营业部某副经理辩称，曾用佳杰堂公司的钱为营业部员工发过奖金，“怕牵扯到大家”。最终，还是有将近1300万元公款没有追回。

　　杨彦明的精明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或许是看到了北京房地产市场彼时的巨大发展潜力，一旦房产迅速升值，售出套现后的利差收入，就将统统装进他个人的钱包。

　　长期在证券业的浸淫，使得杨彦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资本操盘手，但也正是这份过分的自信和对规则的漠视，彻底断送了他的事业，以及他的人生之路。

　　赃款去向猜测

　　由于杨彦明4年来的“守口如瓶”，这份无法确定具体数额的巨额赃款，至今没有追回分文。一旦杨彦明被二审判处死刑，这笔巨款，连同其身后不可见人的秘密，或将永远沉没于记忆的死亡之海。

　　在问询中，当被问到钱款去向时，杨彦明要么声称“记不清”，要么直接沉默以对。检察机关也没有在杨彦明家中及银行账户上发现巨额资产。但“杨彦明一直在喊冤”，一位参与侦查的检察官说，“他一直坚持自己不是贪污，而是操作失败”。

　　或许，这些赃款中的相当部分，是被杨彦明拿来私自操作导致了亏损。杨彦明在金融机构工作了20余年，亲身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也深刻体察到了其中的不规范和现存的漏洞。在处于一个监管缺位的领导职位时，杨彦明的贪欲导致了他的头脑开始膨胀，并逐渐丧失了清醒。

　　即使杨彦明2004年离职之后，在与其继任者进行交接时，杨彦明仍再次指使章蓉取出104万元公款，其中60万元用于个人炒作期货，虽案发后归还，但剩下的44万元至今不知去向。

　　杨彦明贪污的公款主要来自某市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委托理财资金，但杨与之签订的收益率较高，光靠买卖国债无法达到收益率的水平，其他运作也就不可避免。

　　另一被告人章蓉也在法庭上供认：“1999年的时候，杨总对我说，现在仅仅在营业部运作已经不行了，让我从那些账户里提现金交给他，他拿出去运作。”然而，这些现金多数有去无回。在无法收回公款后，杨彦明还指使员工修改电脑操作记录，以期瞒天过海。

　　2000年底，杨彦明指示交易部门某经理将本营业部23个股票、基金账户中的约1900万元资金转出，以撤销指定的方式，分仓到其他几家证券营业部，运作一年后，再转回望京营业部。

　　然而，一年过后，这笔资金发生了150余万元的亏损，杨彦明于是指使该经理从此次转回资金中提现376万元。这笔钱同样石沉大海，到底是杨彦明用来运作以图挽回损失，还是另作他图，外人无从得知。除了投资失败，另一个资金去向的猜测，是被杨彦明用作了“特殊用途”。在第二次一审法庭上，杨彦明的辩护律师钱列阳大胆猜测，赃款中的相当部分是被杨彦明用来行贿。这一点，所有人都认同。其实，杨彦明自然心知肚明。但是，究竟是些什么人，让他死心踏地保护，也是个迷。

　　4年了，从侦查人员到律师，都希望他能够坦白，争取立功。但无论是看守所里的讯问还是在法庭上，只要说起钱去哪了，他都立即沉默。

　　抓出幕后的人

　　“这个人或这些人对杨彦明来说可能非常重要，如果杨彦明被判处死刑，那么最终得益的，将是这些隐藏在幕后的人。”钱列阳律师在重审的法庭上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出于判决的社会意义，法院可以考虑不判处杨彦明死刑，“毕竟抓出那些幕后人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同时也有可能为国家挽回巨额经济损失。钱列阳认为，本案具有特殊性，要综合考虑判处死刑的社会价值取向。

　　但检察机关的反驳，同样鞭辟入里：“如果不严惩犯罪者，那么就会向社会传递一种错觉，即认为只要不说就可以‘免灾’。”两次一审判决，法院都选择支持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似乎也在昭示着某种态度。

　　不管怎样，这只前所未有的“证券硕鼠”带给我们的，不应仅仅是巨额国家损失的悲愤，更是提醒我们要注意囤积人民资产的“粮仓”，是否尚有未被发现的鼠洞。(陈虹伟 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