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为期数天的骚乱目前已暂时得到控制，这次发生在首都乌兰巴托、有数千人参加的警民冲突，已导致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拘留。

　　骚乱的起因是对蒙古大呼拉尔选举的争议，根据目前的统计结果，执政的人民革命党将将赢得76议席中的46席，而主要反对党民主党仅能获26席，如果这样，人民革命党将因在大呼拉尔中占绝对优势，而获得立法上的有利地位。

　　民主党显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他们指称选举舞弊，指责执政党和政府腐败，甚至指责选举委员会不公，组织了对之的围攻和冲击，要求其负责人引咎辞职。而人民革命党则反唇相讥，斥对方为“违反社会秩序的无赖”，指责民主党领袖额勒贝格道尔吉在选举最终结果正式公布（7月10日）前就发表否认选举结果的“不负责任言论”是“荒唐”的，应该对骚乱的后果负责。

　　一些外国评论家认为，并无确切证据证明选举结果（尽管其实还没官方结果）存在舞弊现象，某些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更进而指出，蒙古戈壁近来发现铜、煤炭、金等丰富矿产，并吸引外国公司投资，是这次选举争议和骚乱的肇源：执政党希望由政府负责矿业合资项目，并持有《蒙古矿产法》所规定的、合资公司中51%的蒙方股份，而反对党则希望私营公司也能参股。如果选举结果如目前所显示的那样，执政党将轻易通过自己的方案，对此反对党无法接受，并选择了质疑选举舞弊、甚至进而指责由蒙古共产党转化成的执政党人民革命党“腐败”、“滥用共产时代积累特权”等等，而执政党为了自身利益，自然寸步不让。

　　这些当然都有一定道理，问题是，号称民主化已达16年之久的蒙古国，曾在去年10月因“民主改革卓有成效”而成为获得美国政府“世纪挑战帐户”特别援助16国之一的蒙古国，为何时至今日还要通过这种“非选举”、“反选举”的手段来表达“反对的意见？

　　追溯到两年前的2006年1月，乌兰巴托街头同样出现过类似的一幕，不过双方的位置恰好是调换的：如今的执政党人民革命党通过退出联合政府的非常手段逼迫政府倒台，并指责政府“无能”、“腐败”、“滥用权力”，而如今的反对党领袖额勒贝格道尔吉当时却正是坐在火山口上的政府总理，一面竭力为自己的政绩辩护，一面不断指责对手的“不负责任”和荒唐，街头上同样充满了示威者，充满了口号和剑拔弩张，只是没有太多的流血和暴力而已。

　　由于地广人稀和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蒙古国自独立以来的社会演进充满了跳跃、断层和外来因素的影响，在如今的蒙古国，成吉思汗的骑马雕像旁镌刻着历史不足百年的西里尔字母“新蒙文”，年久失修的清代兵营遗迹边，古老的蒙古包里，蒙古-美国合资的“鹰”电视台正依样画葫芦地转播着CNN的新闻，选举文化、民主政治这些理念，正如当初的共产主义、集体经济一样，被灌肠般输入这个半封闭半游牧的古老社会，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这一派或那一派，都能熟谙这些时尚的名词，并本能地将之用于保护自己，挤压对手，至于这些理念中究竟有多少真的被各方消化、吸收，恐怕只有时间才知道。

　　和许多中国人的想法不同，近邻蒙古对汉文化的影响力是戒惧的。尽管蒙古近五成的出口，近1/4的进口来自中国，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蒙古境内很难听到看到中文，甚至中餐馆的菜单也用“新蒙文”书写，尽管中国资本一直对在蒙古投资开矿兴致勃勃，但迄今为止，在蒙古矿业开采合资国家名单中，中国也只排在区区第8位；几十年的俄式灌输，加上近16年的美式“恶补”，足以让发展进程充满条约、断层的蒙古民族从思维、习惯上西化、异化，但封闭、游牧的自然条件，又让他们难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消化如此多、又如此相互矛盾的舶来品，更难以融会贯通，形成全新的、属于自己的文化理念。

　　正因如此，蒙古国才出现了这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方面各派都高举民主、正义大旗，指责对方腐败、专制，另一方面又习惯于相信街头运动，怀疑经过正常民主程序的选举体制，“世纪挑战”仿佛变成了“世纪轮回”，一次又一次上演者演员角色互换、剧情却无甚变动的乏味戏剧。也许只有随着蒙古社会变革进程的持续，全新社会生活理念的真正成熟，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现象，才会真正走入历史。（陈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