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前日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时提出了集体腐败的概念，他以曾从事的纪检经历介绍，目前中国有一种犯罪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且明目张胆，就是集体腐败，由于还没有惩治集体腐败法，让腐败者钻了空子。他建议，可考虑首先把私立小金库列入刑法犯罪中。(2008年8月27日《新京报》)

    集体腐败之所以趋势越来越严重，且明目张胆，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犯罪没有受到法律约束。集体腐败虽然没有一项符合法制精神，但由于大多是“集体研究”或者“领导班子决定”，就无须担责。这种“形式合法”的腐败其实是腐败毒瘤的变异，它严重阻碍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对构建服务型政府、法治型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具有标志性集体腐败的是柳州市四大班子领导集体住豪宅，有评论说这是一宗阳光下的集体腐败。没有任何一种遮羞布或隐形术能把如此打眼的一个别墅小区隐藏起来，领导们堂而皇之地住进去，既不怕群众议论、举报，也不怕未买到此房子的其他干部“眼红”，如此勇气以及自信何来？(2008年3月29日《中国青年报》)当然是经过“集体研究”。如果按腐败论处 ，要处理柳州市四大班子领导这个大群体，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应了那句俗语：责不罚众。

    阳光下的集体腐败早已成了腐败的新动向。集体腐败不是以个人行为为主体，而是遵循“利益均沾”原则，即建立一个“集体利益共同体”，凡参与者有福共享、有难同当，故“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其表现形式有集体行贿、集体截留、集体贪赃、集体渎职、集体造假、集体浪费……总之，都是以“集体”的名义进行。集体腐败可谓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利用部门之职权，寻找腐败之途径。四川绵阳白庙收费站上至站长、副站长，下至票管员、收费员，20多名工作人员因集体向过站司机卖假通行发票，短短两月就涉嫌贪污过路费数万元。而他们这样做的理由竟也是将所得“收入”作为员工的“福利”（2007年8月15日《华西都市报》）。扭曲的“公权私化”，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收费站的众多员工之所以“敢监守自盗”，其实质就是部门利益的驱动，再就是这种“部门逐利”的冲动缺乏监督和制约。这种将国家赋予的公权“私化”，为部门和个人捞取好处等现象，正在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肠梗阻”。

    严禁政府部门私设小金库，中央是三令五申，但就是屡禁不止。早在十多年前，我在家乡县委机关工作，中央就明令禁止设立小金库，时至今日小金库还大行其道，试问没有“小金库”的单位又有几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显示，就是中央部委也不能摆脱帐外设立“小金库”。 “小金库”的巨额公款，不是被头头们用种种名义侵吞占有，就是用来集体瓜分，大发奖金、大发福利。“小金库”既有为集体谋利之堂皇，又可以使集体中的个人“自觉”地不与外人言，具有更多的隐秘性。这就给清查“小金库”的监察机关增加了难度。

    公款吃喝是集体腐败的另一个形式，一个单位只要有钱就可以大吃，甚至没有钱也要大吃(欠着吃、借钱吃)，因为吃是不违法的，没听说过有哪个单位领导因大吃大喝被法办。所以大领导大吃，小领导小吃，一般干部一般吃。不是吃的发票也可当餐票报销，就是头头们自己购物的钱，向上级送礼金的钱，也可开张餐票去单位报销，总之，开餐票报销是当今最保险的腐败。有全国每年公款吃喝3000亿元的说法，其实这还是个保守的数字,实际上每年公款吃喝远不止3000亿元。

    集体腐败慷的是国家之慨，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对执政党和政府威信损害更重。记得在联合国任职30年的杨天全先生说过，他说联合国30年无腐败，并不是这些官员都不想，而是制度约束了，无从下手。要遏制集体腐败，把集体腐败列入法律的严惩之中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建立完善让“腐败无从下手”制度。(洪巧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