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温州”的官方行动正在逐步升温：国庆长假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携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等财经官员专程赴温州调研，探求化解温州民间借贷乱象可能引发的“中国式次贷”风险，以及中小企业面临的生存危机。

　　温总理走后，浙江省政府在10月7日召开四级政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政府部门主动上门为企业排忧解难，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而在此前，温州市委、市政府也出台了《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包括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规范民间借贷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据称，温州市政府已经向浙江省政府提交请示，希望由省政府出面，向人民银行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专门用于支持温州银行机构增加对困难企业的融资规模，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

　　种种迹象表明，在出现90多个中小企业主“跑路”，一些企业主因无法偿债而跳楼的风波之后，防止温州中小企业倒闭和民间借贷崩盘的接力棒终于到了官方的手中。可以说，上至国务院，下至省市的一系列举措，对于暂时舒缓处于困境中的中小企业，规范民间借贷，防止民间高利贷等引发的一系列逃债乃至恶性案件，尽可能为民间借贷降温，在短期能够起到“退烧”的作用。但考察温州中小企业和民间借贷的真实生态，如果不藉此机会，下决心从制度层面进行努力，难免摁下葫芦浮起瓢，最终有一天会酿下崩盘的大祸。

　　目前温州面临的困局，原因既有长期的金融体制方面的制度性残缺，也有金融资源配置的制度性失衡，更有投机浮躁之风导致的实业的萎靡。毫无疑问，目前温州面临的民间借贷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小企业融资难引发的全局性生存困局。我国的一些学者已经多次证明，就金融供给而言，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贷款却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80%，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60%，其贷款却只占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不到20%；以温州市为例，中小企业能够从银行等主流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只有10%左右而已，80%以上依靠民间借贷生存，这就是麦金农所言的金融抑制的结果。

　　这种长期的“金融抑制”一方面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另一方面助长投机炒作之风。今年民间借贷之所以异常疯狂，一些利率高达180%以上，盖因炒作所致。通过高利率的民间借贷获得的资金，要么拿去炒房，要么拿去炒矿，即使流入中小企业的，在利率奇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通过做实业赚回来的，中小企业将获得的民间借贷资金再次高利贷出去，以钱炒钱，成倍放大了风险。民间借贷逐渐与实业无关，而成了真正的击鼓传花的赌博。如果说金融抑制是滋生高利贷的土壤的话，中小企业产业空心化和投资炒作无疑成了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