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溪口的最后日子（资料图）

蒋介石离开溪口前拜别祖坟

　　1948年底，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赴上海经济管制，蒋经国雄心勃勃，想以铁腕手段挽救上海行将崩溃的经济，最后还是失败了。上海经济管制的失败对蒋经国的打击相当大,他对国民党政权和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悲观消极,情绪极度低落。回南京后,每日借酒浇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蒋经国的重要助手贾亦斌到励志社去看他时,他一边喝酒,一边烧文件档案,甚至连印好的请柬也付之一炬。贾亦斌问他:“你烧请柬干什么?”他回答说:“亡国了,还请什么客?”绝望情绪溢于言表。

　　1948年12月29日，蒋经国被任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蒋介石发表这项任命说明他已经看到败局已定，大陆即将不保，派其子赴台协助爱将陈诚经营台湾，使国民党日后尚有立足之地。然而蒋经国并未立即赴台就职，而是始终陪侍其父共渡危难。1949年，蒋经国随蒋介石奔走大陆和台湾各地，为挽救蒋家王朝，作垂死挣扎。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第三次下野。蒋介石下野后循惯例返溪口老家反思，寻找重返政治舞台的捷径。

　　1月21日下午，蒋经国随其父乘专机飞抵杭州。当晚下榻在笕桥机场的天健北楼。因心情沉重，蒋介石久久不能入睡，便将蒋经国叫到床前，自我解嘲地说：“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多了。”

　　蒋经国听后感慨万千。

　　翌日上午10时，蒋介石全家乘机离杭。35分钟后，飞机降落在栎社机场。然后乘车进入了于右任亲笔手书“武岭门”三字的故里溪口。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悠然度过了那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宁静的一夜。上午10时，全家随伴父亲乘机离杭，于10时35分抵达栎社机场。回到家乡的奉化溪口，突然又体味到十分温暖的乡情，而且尽量享受了天伦的乐趣。这是父亲第三次引退的一段简单经过。”

　　“父亲于‘引退’后，对于这回革命失败的原因，曾在‘日记’中作如下的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父亲对于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讨。自谓：‘当政20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同时，认为：‘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于干部亦未能有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领导与运用。于是，领导之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觉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并应‘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陟’。”

　　“这是失败原因的深刻检讨，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需随时随地、至诚至谨加以领略，服膺与力行。”

　　从蒋经国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失败的原因还是没有清醒的认识。其实，蒋介石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失去人心，人心的向背才是决定因素。

　　与前两次下野返乡相比，蒋介石这次重返故里，除了伪装成闲人、破坏和谈与另谋东山再起良策之外，实际上含有向家乡父老告别的意思。同时，他带领全家(宋美龄在美未归)返乡，也有利用在大陆的最后时日，对常年在外的两个儿子、儿媳及孙辈进行一次乡情教育的含义，以增进后辈对家乡和祖宅的印象、感情。

　　返乡翌日，蒋经国率子侄陪蒋介石游藏山公园。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天气晴明，侍父游藏山公园，山水幽丽，心旷神怡。复至乐亭旧址，伫立武岭潭畔，白鹭不惊，深得忘机之乐。下午游白岩，顺道往显灵庙，则已成兵栅矣。傍晚回家，余助家人制年糕，父亲颇为欣赏，食芋头亦律津有味，每含笑视孙儿，盖父亲一生最喜过平淡的生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