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时任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政府代县长的刘新起和县委书记宋务迪(长子县人)一起，去北京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了困境，全国一片饥馑，为了解决人民生产、生活及思想上的混乱，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会议。参加此会的晋东南地区的代表总共36人，由地委书记赵军、专员张行夫带队。中央对参加此会的人审查很严格，并不是所有的县长、县委书记都参加，刘新起记得山西壶关县的县长就没有去，而是由县委的一个副书记代替。重要的国属厂矿也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刘新起认识的有长治淮海机械厂的党委书记和山西汾酒厂的一个书记。山西省参加此会的同志在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省长卫恒率领下乘火车到了北京，住进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好像整个华北局的同志都是在那儿住下的)。

　　一

　　1月11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总计7118人，有中央、省、地、县、国家重要厂矿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同志。当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如雷。会议由毛主席主持，那年他69岁了。刘新起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毛主席说，这次扩大会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委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五个人，要把这会当作一次小整风。又说，这次会议中央给大家准备了好、中、差三种饭，现在国家困难，许多人连肚子都吃不饱，让大家吃好饭对不起全国人民。而同志们在下边工作又很辛苦，吃差饭中央又觉得对不住大家，我看就吃中等餐吧！毛主席诙谐的讲话把好多人都逗笑了(那时保密制度甚严，刘新起等人出发来北京时，心情很紧张，不知道此行到底是去干甚。直到毛主席讲了这番话，大家才豁然开朗)。毛主席讲完话后，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这个报告当场就发到了与会者的手中(其他领导的报告则是会后才发)。报告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指出了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这几年的主要错误一是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失调；二是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三是在全国不适当地建立了许多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四是对农业增产估计过高，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业生产的困难。刘少奇讲道，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欠收外，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建设工作的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发现问题、纠正错误。他还在讲话中提出了十项要求，主要是国家计划(包括生产、基本建设、物资、劳动、财政、信贷、国内贸易和进出口等方面)必须保证全面完成，不经中央批准，不得擅自变动；所有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都必须纳入计划，按规定审批程序办事；凡产品属全国统一调配的重点工业企业，直属中央管理，已下放地方的，在1962年内逐步收回。刘少奇讲到，1962年是进行国民经济调整至关紧要的一年，必须抓紧这一年的工作。在刘少奇讲完后，毛主席提议对刘的报告稿作评论，提意见。让大家有甚说甚，说错了也不怕。

　　刘少奇的这个报告未经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而是直接提交会议讨论，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提意见，广泛吸收群众的智慧。经过讨论、修改，最后才形成《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

　　刘新起记得在人民大会堂共开了六次(或者七次)全体会议，一般都是下午开会，上午在驻地讨论。每次开会前毛主席都说：“同志们，现在开会。”开罢了他又说：“休会。”原定每天是8个小时，毛主席说这样太辛苦，就改成6个小时，最后几天干脆是3个小时。主席台上除了林彪不抽烟外，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都抽烟，周恩来有时也抽上一支。而台下没有一个抽的，都在低着头记笔记。

　　大会安排得很周到。吃饭是八个人一桌，早上有蒸馍、大米、米汤，中午，晚上都是八个菜，主食是大米、面条(那时餐桌上还不兴放酒水)。礼拜天照常过，大家洗洗涮涮，看场电影听台戏，还请来侯宝林说相声段子。每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都有大轿车接送。考虑到有些同志视力差，看不清台上的领袖，大会就从20排后，给每个位子上放一个望远镜。桌子上还并排放着好几个电钮，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的同志听不懂中央领导的讲话时，插上耳机，一按电钮，同声传译过来的就是本民族的声音。而那时的条件真叫简陋，住在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二人一个房间，刘新起和宋务迪住在一起。每人一张床一条被子，连喝水的杯子都是自己买，笔记本、钢笔自己带。国家只是发了一张“出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