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郁达夫有着“弱女子”情结

《她是一个弱女子》是郁达夫非常重要的一个中篇小说。郁达夫的研究者认为，这部小说牵扯了郁达夫大半生的婚姻与爱情。

郁达夫的同乡晚辈、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斌认为，这部小说的题目来自郁达夫的日记。1927年7月30日，正在追求王映霞的郁达夫在这天的日记里提到了他当时的妻子孙荃：“阅报知北京大热，我很为荃君辈担心，昨天接到她的来信，又觉得发火，但是无论如何，她总是一个弱女子，我总要为她和映霞二人，牺牲我的一切。”

郁达夫和王映霞，民国备受关注的情侣之一，他们的私情经郁达夫主动曝光后数度成为公众、研究者热议的一桩“公案”。

(相关资料图)

《谁是那个弱女子——郁达夫的爱恨情仇》中，作者杨斌认为郁达夫存在弱女子的情结，郁达夫的一生，就是一个弱女子的一生，也即传统观点中的“红颜薄命”。新加坡还存有郁达夫的遗踪遗址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偕夫人王映霞及儿子郁飞抵达新加坡，在红灯码头上了岸。

次日，东南亚发行量最高的华文报刊《星洲日报》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了郁达夫的到来：“为努力宣传抗战，郁达夫将入本报工作”，并刊出郁达夫一家三人的照片。

郁达夫在新加坡待了三年。1942年2月4日，为躲避日寇，他去了印尼。61年后，他的浙江同乡、一个叫杨斌的青年学者，从他读博的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来到了新加坡。这是杨斌第一次到新加坡，新加坡政府教育部设立的亚洲研究所决定资助他一年的时间写论文。博士论文答辩完成后，杨斌先是在美国的威廉玛丽学院教了一年书，在2005年底他再次来到新加坡，入职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

杨斌对他的浙江同乡郁达夫在新加坡遗踪的探寻，是他在新加坡工作了大约五年之后，这个时候，郁达夫离开新加坡已近70年，离开人世也有65年了。按杨斌自己的话说，“白发宫女不在”了，但他之所以“不惮重炒隔夜冷饭”，是因为郁达夫在新加坡的遗踪还有若干，他的探寻是为了富春江、钱塘江的乡亲将来寻访先贤足迹提供方便，“后来者可按图索骥”。

《谁是那个弱女子——郁达夫的爱恨情仇》便源起于杨斌对郁达夫遗踪的寻访。身为历史学博士和历史教授，杨斌擅长文献搜索和田野调查。他先是从文献中搜罗出了郁达夫在新加坡的若干遗踪，接着对照其诗文，再加以实地探访，郁达夫在新加坡的轨迹就清晰了。

这个清晰的轨迹不仅指引着杨斌找到了郁达夫曾住过、活动过的若干场所和场所遗址，更指引着杨斌上溯了郁达夫的一生——杨斌从史实的细微处出发，以所谓“颓废作家”郁达夫的爱恨离愁为主线，力图破解其亲情、友情和爱情交织下的一些谜团，这便有了近40万字的《谁是那个弱女子——郁达夫的爱恨情仇》。

在书的最后一章，杨斌感慨：“郁达夫在当时新马社会中的地位不是一般南下文人所可媲美的。他是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杰出文学家和学人，虽然他在新马以及南洋的时间短暂如流星，其事迹曾被污蔑涂抹，其遗产会被泯灭，其光芒已然逝去，但其人格精神，则如同富春山水一般清澈，一般挺拔，一般夺目。”

郁达夫对自己的“丰彩”相当不满意

在很多人看来，郁达夫进入公众视野之始，就备受争议。留日的郁达夫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颇深，他的《沉沦》，虽然不是用的第一人称去叙述，但很多人认为，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郁达夫本人，主人公的性苦闷便是郁达夫自己的隐私。在这之前，中国的作家还没有谁能如此正面面对性的压抑与渴望。“颓废、下流、恶劣”，便是最初的伪道德者给郁达夫的标签。

那是风雨如晦的1921年，中国人习惯了的旧世界看起来已经支离破碎，实际上对一切事物的控制和支配仍有着强大的惯性，新的世界虽已点起星星之火，但谁都不知道那星星之火引领的将是怎样的未来。郁达夫和他的《沉沦》便是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中。郁达夫当时受到的不是一边倒的恶评声，相反，鲁迅、周作人等人盛赞了郁达夫。

“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存在。”这是周作人对郁达夫的肯定，他认为《沉沦》是一件“艺术品”。

杨斌在《谁是那个弱女子——郁达夫的爱恨情仇》中并未过多纠缠于郁达夫最初的作品给其带去的毁誉，正文第一章，他便把有着“一个瘦黄奇丑的面型”的郁达夫拉到读者面前。这不是杨斌的独辟蹊径，但却是后世不大了解郁达夫的普通吃瓜群众所容易忽视的一面——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才华，甚至有人想当然地由他的才华幻想到他的风度翩翩，但探寻了郁达夫一生的诸多细枝末节的杨斌很清楚，郁达夫对自己的“丰彩”相当不满意，一直耿耿于怀。

尽管杨斌仰视郁达夫的人格精神，但作为习惯了探寻历史真相的学者，杨斌认为身材和相貌的平凡成了郁达夫长期以来自卑心理的一个关键源泉，这个源泉最终成为长期笼罩在他和王映霞看起来人人艳羡的美满婚姻上的阴影。

如果有人统计民国作家与粉丝奔现的“翻车”榜，无疑，郁达夫高居榜首。他自己也一次又一次目睹了粉丝们失望的表情，而这些失望的表情加重了他的自卑。他曾认为最初王映霞对他的无感便是因为他的“丰采不扬”，不能引起王映霞“内部的燃烧”。

郁达夫的自卑心理，不但影响到了他和王映霞的情事，还影响到了他和胡适的交往。1919年10月，郁达夫给胡适写过一封信。彼时，郁达夫还未创作出《沉沦》，但胡适那个时候已经是无数青年心中的意见领袖。“郁达夫仰慕胡适，十分希望结识胡适，而内心自卑却又把自己摆在和胡适平等的地位，甚至不切实际地希望胡适来拜访他。”杨斌毫不留情地剖析郁达夫写那封口气托大、语句扭捏的信时的心理。

郁达夫的可爱之处，也从他对自己长相的从不讳言也可知一斑。他对自己最弱、最痛恨处的直视，也影响到了他对其他事情的处理。例如，若干年后，他发现自己和王映霞的婚姻已经发生了他不能容忍的问题时，他不像绝大多数国人那样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而是在大公报上发了一则启事公之于众。王映霞曾抱怨“文人的妻子有说不尽的苦楚”

虽然现代报纸的出现是在清末，但现代报纸真正与公众发生关系，却是在民国。因此，可以说，中国最早一批的公众人物，也产生于清末或者民国。彼时，公众人物还不知道如何利用报纸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甚至对自己的私情、私事搬上报纸、搬上书刊后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也缺少认知。

郁达夫爱写日记，他曾在文章中说日记有三个功能：备遗忘、录时事、志感想。在郁达夫的日记里，我们除了能看到时代一角外，更能让我们看到他几乎全部的生活。从1921年11月3日郁达夫发表第一篇日记《芜城日记》，到1937年他奔赴新加坡前，郁达夫生前编订并发表的日记共二十四章，计二十多万字。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日记九种》。

郁达夫的日记似乎百无禁忌，什么都写，如1927年的1月3日的这篇，“路上遇见了周静豪夫妇。周夫人是我喜欢的一个女性，她教我去饮酒，我就同她去了，直喝到晚上的十点钟才回家睡觉。”杨斌在书中也摘录了郁达夫的多篇日记，其中有王映霞看了后大发脾气的——1927年3月7日，彼时，郁达夫正在追求王映霞，他在日记中记道：“……上世界旅馆去住了半天，窗外雨很大，窗内兴很浓，我和她抱着谈心，亲了许多的嘴，今天是她应允我Kiss的第一日……”

无疑，因《沉沦》而陷入争议的郁达夫是那个时代的公众人物，他对这些日记的出版后果没有估量，所以，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上，刊载了一则《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

原本只是一个文艺青年的王映霞与郁达夫结识、结合后也跟着成为了公众人物。其实，她在和郁达夫交往之初，看到郁达夫日记中记载和她的亲密举动即有过担忧。《谁是那个弱女子——郁达夫的爱恨情仇》中杨斌引用了陈觉民在《郁达夫在福州》中记载的王映霞的一段诉苦：“为文人的妻子，也有说不尽的苦楚，郁先生为人坦白率真到任何事都会毫无遮拦地当着她的面对友人们一五一十地说，使她难堪……”

王映霞是1937年向陈觉民诉苦的，彼时，郁达夫还没怀疑王映霞的感情发生转移。郁达夫1938年那则《启事》发布后，曾应王映霞的要求在大公报上用大号文字公开致歉。但已经有裂痕的婚姻并未延续多久，1940年3月，王映霞在新加坡发现郁达夫发表《毁家诗纪》后，和郁达夫协议离婚，随后离开新加坡回到香港，并委托戴望舒等人在三家报纸上发布了她《单独一个人的离婚启事》，启事中称“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

《谁是那个弱女子——郁达夫的爱恨情仇》中，作者杨斌在梳理郁达夫的情感传奇时，不经意间也梳理出了一桩私情变公案的整个过程。杨斌认为郁达夫有着弱女子情节，弱女子是郁达夫自身潜意识的投射。但，记者通读完全书，认为郁达夫、王映霞以及他们身后的孙荃等，都是“弱女子”，他们毫无防备地把他们的故事借由现代传播媒介展现到了公众面前。对话：郁达夫对女性的观点受到了旧时代的严重影响和束缚

潇湘晨报：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变，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经郁达夫自己引爆后在当时引发了不少关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热议。近10年来，您又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了他们的过往。表面上看，您像普通吃瓜群众那样在探寻他们婚变的细枝末节，实际上，您是在关注或探寻什么？

杨斌：说来惭愧，起初我并没有计划研究郁达夫。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对郁达夫在新加坡的历史遗迹产生了兴趣，于是一一走访，发现了郁达夫的被遗忘。我开始读他的作品，又产生了许多疑问，可相关的研究并没有提供令我信服的答案，这样我就慢慢沉沦了。于是我读了两遍《郁达夫全集》，概括了其中的若干问题，然后自己一一加以研究。等到全书主要部分完成后，我最后发现，其实“弱女子”是郁达夫生活和创作的一个绕不过的议题，这是导致郁达夫一生悲剧的情结，也是郁达夫内心深处的心结，因而我以“弱女子”为全书的文眼。

潇湘晨报：上世纪上半叶，登报结婚离婚的，大有人在，但像这样自撰诗文曝光家丑的，除了郁达夫，还有没有别的人？您怎样看待为人夫身份的郁达夫？

杨斌：有没有别人也那样我没去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郁达夫自撰诗文暴露家丑的行为，的确十分少见，可见其盛怒之下的偏激。当时有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这么做，但他却没有听从，十分遗憾。他这个行为，引起了另一个当事人王映霞极大的愤怒，这件事上，我们很难为郁达夫辩护。用不恰当的比喻，郁达夫自曝家丑可以说是“杀敌八百，自损三千”。

郁达夫一生结过三次婚，其第一任妻子是孙荃，两人没有正式离婚；第二任妻子是王映霞；第三次在苏门答腊结婚，妻子是何丽有。孙荃是母亲为他指定的妻子，郁达夫虽然不满，还是接受了，在日本留学时就和孙荃通信，教她写诗，因而两人还有感情的。后来郁达夫迷上了王映霞，但在其日记里也不时提到孙荃，有同情、怜悯和悔恨之心，他并以“弱女子”来称呼孙荃。

郁达夫对王映霞是十分迷恋的，但后来在生活中发现了王映霞的强势与虚荣，所以开始不满，甚至后悔，乃至一度想和孙荃复合。而他最终和王映霞分手，其内心深处还是非常痛苦的。两人从婚变到离婚，反反复复好几回，分分合合好几次，对他们两人都是折磨。至于谁对谁错，我们作为后来者实在不宜评判，也难以评判。

郁达夫在印尼和华侨女子何丽有结婚，主要目的是为了掩盖身份，因此，他对何丽有基本是怜悯之心，很难说有感情。

潇湘晨报：“郁达夫所处的时代正是过渡时代”，“他的内心深处对女人的观点仍是旧时代的观点”，您怎样看待刘心皇的这个观点？郁达夫对女人的观点有没有过摇摆？

杨斌：我基本同意刘心皇的观点。郁达夫所处的时代正是过渡时代，所以他对女性的观点受到了旧时代的严重影响和束缚，这是对的；但他也受到了新时代新思潮的影响，因而他对女性也有新的恋爱观和家庭观。比如说，他在和王映霞恋爱的时候，就用新女性的形象来劝说王映霞，这不能简单地说他是利用新思潮来诱导或欺骗王映霞。那是一个新旧交替新旧冲突的时代，因而，郁达夫的女性观也是新旧交织互相矛盾的。比如说，他在《毁家诗纪》中称王映霞为“下堂妾”，这就太过分了，揭示了他潜意识里的传统的糟粕。

潇湘晨报：有人认为郁达夫是暴露狂，暴露成癖；也有人认为郁达夫率真、天真，您更倾向于后一种看法，您甚至认为郁达夫才真正是那个“弱女子”。在您看来，促成郁达夫成为“弱女子”的因素有哪一些？

杨斌：郁达夫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是真性情，不会矫饰，所以他和鲁迅异常谈得来。我认为郁达夫是“弱女子”，这当然是个比喻。郁达夫之所以为弱女子，是因为他从小多病，身体也不好，而且其貌不扬，和风华绝代的王映霞在一起，有自卑心理；在社团活动中，郁达夫之单纯善良热心也常常被人利用，如他在上海主持创造社期间，乃至他在南洋参加抗日最后被日寇杀害之后，受他救助的朋友还指责他的“软弱”。这些内在和外在的因素，都促使我认为，郁达夫本人有“弱女子”的情结。

潇湘晨报：王映霞曾感叹：成为文人的妻子，也有说不尽的苦楚。后来她在自传前言中说自传中的她“不再只是一个作家的妻子，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多侧面的立体的人”。过往关注郁达夫和王映霞的人，是不是确实忽略了王映霞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个体独立性？

杨斌：是的，王映霞作为郁王婚变的另一个当事人，大家对她研究得很少。王映霞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女性，她出生在1908年，去世于2000年，其成长期间正好是新文化运动的时期，因而很值得研究。然而，大家对她感兴趣，往往只因为郁达夫和她的恋爱与婚姻，而没有把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研究。晚年的王映霞，接受过许多采访，也出过回忆录，但卖点还在她和郁达夫的关系。相关的采访和回忆录，关键点还在于辩诬。大家从我的书中也可以看到，王映霞晚年的一些说法是靠不住的。因此，总的说来，我们对王映霞知道得非常少，十分遗憾。

潇湘晨报：在前言中，你拿郁达夫的多情和天真，与弘一的放下和舍得做了比较，认为弘一大师的高深圣洁反衬了世人的渺小纠缠，而郁达夫的赤诚与软弱回应了凡人的爱恨离愁。曾经出圈的郁达夫热，是不是正是因为大家都可以在郁达夫身上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郁达夫的跌跌撞撞的结果，呈现出来的，是否就是世间对天真性情的容忍度？

杨斌：郁达夫的许多朋友都说他是个天真的人、可爱的人，我完全同意。郁达夫是真实有趣的，这也是激发我这本书的关键原因。他拒绝伪善，想什么说什么，所以遭到世俗厌恶、抛弃和打击。他有软弱的时候，他也有坚强的时候；他有自私的时候，也有无私的时候；他有忧虑的时候，也有开心的时候；他有沮丧的时候，也有奋进的时候。因此，郁达夫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碰鼻子（借用鲁迅的话），的确是世间对天真的不容忍，对说真话的遏制，对真性情的压抑。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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