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间：《第一炉香》中的法制变迁

张爱玲被誉为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她的作品既生动展现都市气息，又深深映照着更普遍的悲欢与人性。在她早年短篇小说集《传奇》的初版封面上，曾印着一句话意味深长：“从传奇处看到普通人，从普通人处看到传奇”。细究其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小说《第一炉香》中所描述的梁太太、葛薇龙两代人的婚恋故事，也可从民国女性命运中窥见香港法制，从香港法制中把握女性命运，并能窥见小说家张爱玲从文学的角度对香港新旧杂糅的法制特点与时代精神的洞见。

妻妾与继承

葛薇龙的姑姑梁太太给富商做妾，财产来自于富商遗产。如按旧时代的称呼，梁太太似乎应叫梁葛氏，但仆人为了讨她欢心，仍唤这位年过半百的孀居者为“少奶奶”。奉行一夫一妻基督徒婚姻的英国殖民者，对港人这种有妻有妾、一妻多妾“旧式婚姻”的态度，正是香港司法文化多元化的体现。

具体而言，1841年《义律公告》中宣称，“凡有礼仪所关乡约律例，率准仍旧”，“照《大清律例》规矩主治居民，除不得拷讯研鞫之外，其余稍无所改”。（转引自苏亦工：《义律公告与一岛两例——香港二元法制的确立》，载香港法律教育信托基金编《中国内地、香港法律制度研究与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至38页。）妾被看作是传统与习俗下旧式婚姻的组成部分，这样看来，梁太太来到香港做妾，她的地位与应得利益，倒不是毫无保障的。

然而，小说对梁太太过往的交代，笔墨简洁，梁太太取得大笔财富的过程，却不能不说是一波三折，甚至可能是惊心动魄。

首先，梁太太执意做妾，她原生家庭的兄弟本为她安排了婚姻，是坚决反对她嫁给富商的。清高的人家，认为女儿攀附富商，有辱门风。既然得不到家人支持的梁太太，讨生活全靠她自己，那么注重利益的梁太太到了中老年熬出头来后，对葛家人感情淡漠，似乎也不难理解。

其次，梁太太在青春年少时离家、服侍富商多年，这种“男财女貌”的“交易”，随着梁太太青春不再，老夫少妾的关系也许会变得越发畸形。这也似乎可以解释梁太太为何在表面“守寡”实则恢复“自由身”后，作风越发大胆狂放。

再次，小说中虽并未明言，但结合上述分析，参考法律规定，不难设想，梁太太的大笔财富，也非唾手可得。诚然，“在1971年10月7日或之前根据中国旧式婚礼缔结婚姻的香港妇女，香港法律承认其旧式婚姻有效。但是在这指定日期之前，香港法律对旧式婚姻妇女的保护往往仅限于‘正妻’，而且是很有限的保护，而妾几乎没有任何法律保护”。（黄海如：《香港〈婚姻条例〉第38条对旧式婚姻妇女的法律济助》，《海峡法学》2012年底4期。）倘若依据《大清律例》来处理“旧式婚姻”中的纠纷，夫权几乎绝对凌驾于妻之上，更不用说对妾了。也就是说，梁太太如果真的跟富商及其正妻发生纠纷、对簿公堂，是占不到多少优势的。她寡居后为人处世的老练狡猾，应“得益于”早年的磨炼。

间接能影响到梁太太利益的，还包括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当局看似不排斥“旧式婚姻”，但也始终不放弃对当地习俗的“改造”及对当地婚姻关系的调整。1875年的《婚姻条例》及日后修订，都给婚姻当事人有选择新、旧不同婚姻形式的机会，旧式婚姻当事人也可以有条件地转为对妇女权益保障更周全的新式婚姻。但这种机会，原则上还是要在“一夫一妻”的条件下行使。不过，梁太太通过各种途径，广交“地头蛇”朋友，甚至扬言自己在港督跟前说得上话，这些也许都是她的一层保险网。

无论如何，梁太太在逐利方面，算是如愿以偿。而她在婚姻中的历练、对风俗人情的体察，在她对葛薇龙等年轻男女的安排与劝诱上，颇有发挥。

劝和与劝离

梁太太先后两次与乔琪乔对话，其中既体现了她的心计深沉，又体现了在当时社会，仍有新旧思想的明争暗斗，婚姻便是战场之一。

梁太太初次找乔琪乔谈话，本意是不想让葛薇龙回上海去，浪费她的谋划。但乔琪乔根本不在乎，梁太太只好出言威吓，说葛薇龙家里人必不会善罢甘休，要找律师来与坏了葛家女儿名誉的乔琪乔理论。乔琪乔却不中计，他直接说破了问题的关键，说葛家人顶多就是想逼他娶葛薇龙，并不会拿他如何，也根本不敢声张。

葛薇龙的父辈如若大发雷霆，本质上还是传统的不愿妇女“败坏门风”的观念作祟。如果在清代，《大清律例》中倒有明确的对付这种未婚男女的办法，即“和奸”罪。概言之，男女未婚、婚外的恋情，均可能被指为“奸”，处杖八十以上刑罚。但女方情愿的话，男女同罪，所以妇女之父兄，很少会下此狠手。更现实的选择则是如乔琪乔所言，只是以告状、问罪相威胁，促成一桩婚姻。所以，乔琪乔才是掌握着主动权的。他既不在乎名声，也无所谓前途，只注重玩乐，葛家的施压根本影响不到这种浪荡公子。更何况，清律在香港只是选择性适用，男婚女嫁的传统和习俗在香港，尤其对乔琪乔这样的“混血”，也只是徒有虚名。

事实上，葛薇龙如果回家告状，最紧张的，恐怕还是梁太太。婚恋观会随时代而变化，但无论何时，亲情方面仍然存在割不断的伦理关联。葛薇龙是被香港本地的陌生浪子欺骗，还是被血脉相连的亲姑姑哄骗引诱，给旁观者的印象怕是不同的。梁太太表面上说担心乔琪乔被葛家人找麻烦，实则更担心葛薇龙把她的秘密和丑事张扬出去，把遇人不淑的过错往姑姑身上推。葛家人若是来闹，虽不致令梁太太锒铛入狱，但也不免戳破她热情好客、关心晚辈的假面具，使她在香港的名声大大损伤。这里又能看出亲情伦理的韧性。这种虚虚实实的亲情裹挟在利害纠葛中，剪不断，理还乱，是时代变迁中的不变底色，也是张爱玲最长于描写的一类情节。

梁太太对乔琪乔的“威逼”，可谓出师不利。但她最终还是成功利用了葛薇龙的欲求与执念，打开了突破口。当然，这仍需要乔琪乔的配合。于是，梁、乔这一老一少，两位“风尘”中的老手，再次交锋。这一次，梁太太采用“利诱”之法，劝说乔琪乔为了更实惠、更放肆地寻欢作乐而娶葛薇龙为妻。同样是提到了法律，但这次梁太太胜券在握，对乔琪乔的劝说，总算达到了她预想中的效果。

梁太太这次是通过“劝离”的方式“劝和”的——梁太太说，英国法律固然严于离婚，但“犯奸”却不失为好用的理由。而葛薇龙维持与乔琪乔婚姻的代价，正是她要以年轻肉体委身于一干权贵来换取利益。如此一来，乔琪乔将葛薇龙视为能敲骨吸髓有很好拿捏的“消耗品”，有用即留在身边，同时又留着一手，随时可找到“妻子犯奸”的冠冕堂皇理由，将葛薇龙用完后丢弃。张爱玲交代完这段密谈，就如同预言了葛薇龙命中注定的难堪。葛薇龙以“自愿”为名，却在明里暗里的推力中，完成了学生向交际花的转变。虽有婚姻，但名存实亡，甚至短暂的平静中隐藏着莫大的风险。

我们的思考还可以更进一步。张爱玲通过这段“劝离”与“劝和”，突出围绕在葛薇龙婚姻周遭的虚妄与危险，但除此之外，葛薇龙的婚姻本身也是不同寻常，与姑姑梁太太在婚事选择与妇女命运上形成一层隐秘的映照。如前所述，无论英国殖民者的影响如何加深，梁太太做妾，仍是传统中国旧式婚姻的典型，但她充分地从这种貌似不利的局面中获得了实惠，在她身上显示出与传统习俗的若即若离、聚少离多。而葛薇龙当时虽是新式的中学生打扮，留在香港的名义是继续学业，似乎也展示出新时代女性的选择，但葛薇龙试图扭转命运的指望，最终还是落在婚嫁上，而她选择的婚姻看似自由、自愿，实则落入了更严密的牢笼，可谓与旧时女性殊途同归。

从新旧法制的角度，结合梁太太那番“离婚不难”的言论，我们不妨试想一下，英国殖民时期二元化的香港法制中，还存在对葛薇龙有利的规定吗？要探究这一问题，一个前提是辨明葛薇龙与乔琪乔之间是旧式婚姻，还是新式婚姻，这一点着实有助于深化对故事中的文化背景与悲剧性的理解。小说中未曾详叙葛薇龙的婚礼场面，但几个证据足可表明，葛、乔是在新式婚礼下缔结的新式婚姻。

首先就是前面梁太太的话，是把离婚说成表面上的难事。倘若按照《大清律例》，丈夫自不难找到理由出妻。可见梁、乔二人所议论的，并不是旧式婚姻。

其次，葛、乔从订婚到婚礼，从登报到宴请，声势浩大，在形式上更符合1932年香港《婚姻条例》中“经过正式仪式以得到法律承认，是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而不容他人介入”的“基督教婚礼或相等的世俗婚礼”。其要义是“男子不能再娶妻或纳妾，因为管辖他的婚姻的香港法律不容他人介入一男一女的婚姻”。（黄海如：《香港〈婚姻条例〉第38条对旧式婚姻妇女的法律济助》，《海峡法学》2012年底4期。）

再次，实质上，这种“一夫一妻”的新式婚姻无疑也符合葛薇龙的渴望。她“卖身”的直接目的，就是建立和维持与乔琪乔的婚姻。新式婚姻，至少让她名义上独占了乔琪乔，也在夫妻名分上更受香港法律的保障——只是张爱玲通过梁、乔密谈，为读者揭破了葛薇龙的幻梦。

此外，事实上，葛薇龙、乔琪乔的这段不正常的婚姻，若是放在旧律中，也许会让乔琪乔多几分不敢妄动的压力。按《大清律例》，葛薇龙即便触犯了通奸律条，但乔琪乔知情不言、拿钱享乐，无疑也是犯下了“纵容妻妾犯奸”的罪行。“纵奸本夫”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轻通奸妇女的罪责。况且从张爱玲写到乔琪乔的父亲给葛薇龙、梁太太都送了价值不菲的礼物这一点来看，葛、乔之间还是“亲属相奸”，且其行为属“十恶”之“内乱”的乱伦行为。如果在旧的社会环境中，乔家家长恐怕会从所谓的家族利益、家族荣誉的角度考虑，向乔琪乔施压，避免让葛薇龙绝望反击。当然，他们也同样可以如梁太太所言，选择在葛薇龙身上榨尽利益后，采取令葛薇龙猝不及防、一击致命的方式解决她。

归根结底，《第一炉香》中的人物，浸透了悲剧色彩。葛薇龙与姑姑这一老一少，看似境遇不同，却在新旧婚姻的选择与生存状态上，隐含对照。梁太太选择了旧式婚姻，隐忍做妾，付出青春换来金钱，但愈老愈贪，欲壑难填；葛薇龙接受了新式教育，却仍拿身体做交易，维持新式婚姻的表象，可谓饮鸩止渴。《第一炉香》的背景则依托着新旧思想观念与制度交流碰撞的香港，种种因素促成了故事的独特魅力。张爱玲是天才的作家，不是法学家，但她擅长通过描绘找律师、打离婚等法律内容，以烘托情节和角色，也展示时代气息和人物命运，在这一意义上，她小说中值得反复研读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和制度，值得对传统与近代法制感兴趣的研究者多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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