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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规划专家刘济瑀：北京这样破解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难点

2021-12-05 18:28:03 来源：潇湘晨报官方百家号

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沈爱群

近日，北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磅发布《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在当前科技创新成为各地发展引擎背景下，大家关注的是这个规划“首都的作为与担当”体现在哪里？与欧美发达国家，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当下痛点“科创的研发与转化通道”如何打通？而这与老百姓又有什么关系？

刘济瑀（北京建筑信息化和城建规划专家）

记者联系上刘济瑀时，他正在开一个会，会议内容就和北京市这个《规划》相关。会后，他接受了记者专访。

刘济瑀，建筑信息化和城建规划专家，多年致力于智慧城市研究。此前供职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院，现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数字总监。他著有《勇敢走向BIM2.0》一书，强调顶层设计与规划对行业发展的深远意义，也是雄安新区智能基础设施体系标准统筹负责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BIM管理平台建筑指标标准组长。

强化顶层设计，科技创新与你我都息息相关

按照《规划》，北京将以“三城一区”（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主平台，瞄准国际一流，加快打造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体现“北京担当”。

他认为：作为首都，北京具有强烈且天然的中心性，一方面在科技创新上主要表现为科研资源的丰厚与完备。而另一方面，受城市定位、自然资源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北京此前的科技创新产业化效果也就是成果转化并不突出。

《规划》重点在这个方面进行突破，比如：《规划》明确提到，将以北京“三城一区”建设为抓手，全力加快科创中心建设。

“这一点让北京在推进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有了清晰的实施主体。通过这些实施主体，政府可以很充分有效地整合资源，配套政策，保障公共服务。同时‘三城一区’本身都是规模比较大的区域，对产业融合、产业链贯通、生态圈的形成都会有天然的优势。通过主体组织帮助产学研一体化，将更容易去实施科技创新。”刘济瑀说。

其次，《规划》把数字经济作为一个重点，明确提了出来。在这点上，刘济瑀认为：“粗放地说，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个全新时期。在这个新历程里，数据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对数据的各种应用能力成为新的生产力工具。把握住这一主线，对于指引北京的科技创新方向和方法，都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第三，《规划》提到了“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这一表述。“科创主体的重要性大家都明白，对于产学研一体或者说打通研发和转化链条的重要意义大家也清楚。基于这一点，再看上面这条措施就容易理解了：科技领军企业作为实施主体的创新联合体，在这些方面都有着天然的优势。” 刘济瑀说，“在社会资源和产业结构等方面，每个城市都会有各自的侧重面。但北京的这个《规划》，我认为对国内的很多城市都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在他看来，《规划》在“定主体、确方向、重联合、建生态”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科技创新是什么？从整合资源到完成创新，再让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向百姓生活。”他说，“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科创，说到底与你我都息息相关。”

要在核心技术创新上不断突破，这是北京的努力方向

对照《规划》，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北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

对于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刘济瑀认为：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主要起源于西方特别是工业文明开始时的那些国家。多年以来，我们国家在现代科学、科技创新等方面，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学习和不断追赶，以及在部分领域超越的过程中。”他说。

在他看来，在科技创新上北京需要在“两个最关键的点”上予以重视。

一方面，我们需要在核心技术或者叫“源头技术”的创新上不断进行突破。这些核心技术，主要是指基础科学、基础软件以及基础应用，其中也包括我们在高端制造领域的能力特别是精度上的短板。

“当前看来，我们现在还有相当比例的创新，都是基于非自主化底层技术上的创新。例如我国很多行业对国外基础软件依赖性较高，一般偏向于在国外软件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刘济瑀说，“这种创新虽然也是创新，但是创新的原创力、生命力不强，后续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能力有限，在国际环境因素影响下很容易受到制约。”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产品化的能力需要加强培养和培植，同时需要对金融资本市场进行培育与引导。

如何转化成果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无论从组织机制的建设到政策制度环境的保障，还是从公共基础技术的支撑策略到产业链及产业生态的形成与可持续，都是要结合我国实际向西方学习借鉴的。” 刘济瑀表示，“今后，北京要大力引导资本市场坚定不移、长远支持科技创新。只有久久为功，才能达成目标。”

重点还在于打通研发与转化通道，这需要战略定力

对于“科创”（科技创新），现在国内有很多城市和地方政府部门都在提及。对此，坊间有人发出“拷问”：真正意义上的“科创”到底有着怎样的衡量标准？

刘济瑀认为：科创主要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基于新技术的管理创新，内涵丰富，范围广泛。更为重要的是其显效周期特别长，关联影响因素特别多，从而导致在对科创能力上的判断与衡量上较为复杂。

当前，我国的科创衡量指标主要分为：PCT、ESI、研发投入和万人专利等基础研发类的指标，和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产值等产业转化类的指标。

“这两类指标，也表达了我们理解科创的两个维度：研发与转化。” 刘济瑀说，“如何打通这两个维度呢？前面我讲到的政策制度、生态建设以及资本与市场的长效战略支撑等，都是关键因素。这些，北京在《规划》中都有提及。”

“实际上科创的复杂程度与难度，不能仅仅以指标进行衡量，它还需要我们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地方到企业，以及资本、市场方，共同保持战略定力，共同需要以开放的心态积极面对。”刘济瑀表示，“相信北京在《规划》中提到的这些，能够在若干年内逐一落地、逐一实现。”

标签：城建难点科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