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我怕被故事性绑架

3月中旬，马伯庸做了几道阅读理解题。题目来自2023年湖北省八市高三3月联考语文试卷。做完后，他对了下答案，全对。然后，他拍照发朋友圈。朋友圈的文案后面，是两个举着拳头的表情包。

【资料图】

这几道阅读理解题的材料，来自马伯庸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医》。无法确定这是马伯庸的作品第几次被截取作阅读理解题，能够确定的，是马伯庸受欢迎、受关注的程度——高三语文试卷的命题人里，都有“马亲王”的粉丝。

其实，从《大医》去年还未出版就入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一批作品来看，马伯庸就已经不只是畅销书作家或影视圈炙手可热的“大IP”，他的作品的价值也不仅仅被出版商和影视圈看中。

4月8日到4月11日，按计划，马伯庸分别携《大医》《长安的荔枝》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地做多个主题的分享。

来湘分享之前，马伯庸接受了“悦读”版的专访。

谈新作《大医》：医学事关生死，背后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大量鲜活的生命

一个在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的广东少年、一个不肯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这三个出身、性格、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他们因晚清时局的跌宕起伏而走到了一起，他们在一九一〇年这一个关键节点，同时踏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时局动荡，国运艰难，他们从蒙昧天真的少年，成长为三名出色的医生。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写出身临其境感，马伯庸除了查阅大量医学资料、翻阅大量《申报》、走访多个老医生、挖空心思进入某医院的旧档案馆外，甚至还考虑找个医科大学报一门基础课。

潇湘晨报：讲讲您的新作《大医》的“大”，怎样的“医”能够称之为“大”？

马伯庸：医学文化领域有很多值得讲的传奇人物和历史故事。医学事关生死，背后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大量鲜活的生命。现在我们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体系了，但当年第一代的这些公共慈善医生，可以说是筚路蓝缕、从无到有、赤手空拳把这个体系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好故事的底子。

创作《大医》的时候，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根源——清末民初，中国最早一批医生们，他们为什么会奋不顾身、不计生死地在乱世中作出牺牲与贡献？比如颜福庆先生，他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去南非给华人矿工看病。这段经历，对他的个人利益毫无帮助，甚至会危害生命，但他就是这么做了。这本书之所以叫《大医》，和颜福庆先生的经历有关系。大医，不只是医，还有“大”，就像金庸笔下的郭靖所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大医”是来源于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大医》创作初期，偶然间翻到了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它里面的一段论述，令我很惊讶：“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

我以前单知道医生在执业之前要对着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没想到的是，孙思邈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提出了一样的理念，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对于医生的解读。

我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一代代中国医生不计个人安危，冲到前线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事迹，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些中国医疗的先行者。历史小说不只有精彩的故事，人的价值和精神也在其中熠熠生辉。

潇湘晨报：《大医》中方三响、孙希、姚英子的结缘，对应了“无巧不成书”的老话。您这样设置故事的发展，是不是因为某起真实历史事件的启发？

马伯庸：我有一个大的写作原则，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从创作方法论来讲，也可以叫作“两边真实，中间虚构”。在最上层，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我都尽量保持它的真实性；在中间层，我虚构一些人物，塑造他们的个性、经历；但是在最底层，这些人物具体做的事情，又都是真实的。比方说，1910年的医生是在怎样的卫生状况和医疗水平下展开工作的？当时有没有血型的概念？麻醉怎么做的？血管受伤能不能缝合？类似这些细节要做到足够真实。把这三层综合下来之后，如果历史大事件是真实的，底层细节是真实的，那么就算这些人物和经历是杜撰的，这个故事本身也会有说服力。

《大医》里的三个主人公代表了当时慈善医生的三个来源。清末民初，医生大致有三类：一种是接受过海外教育，早早见了世界的精英；一种是女医生，她们出身比较好，接收新意识，追求新思潮，可以对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还有一类，出身贫寒，他们和医院签订契约，成为契约生，这是当时第一批医护人员的主要来源。

书中女性角色的身上，也有很多中国早期女医生的痕迹。中国第一代的女医生，除了学习医术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去克服社会的偏见，打出一片天地，让所有人承认女性作为医生同样有资格。

中国公共卫生的先驱颜福庆先生、红十字会总医院的创办者沈敦和先生、上海第一家女子专科医校——女子中西医学堂校长张竹君女士，这三位在中国医疗史、慈善救济史占据重要地位的人物，是我满怀创作热情书写的篇章。他们三个人都带着故事基因、故事风范，我试着用自己的笔触，借着原创的主人公，把与他们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这三个历史上真实人物的故事带出来，也是表达对医学界前辈的敬意。

谈写作素材的处理：我的责任是当好桥梁，把学者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转化出来

豆瓣评分7.9分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改编自马伯庸的历史非虚构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中的《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马伯庸亲自操刀参与编剧。

《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发表后的第一笔稿费，10万块，马伯庸分给了他参考的四篇论文的作者。这四位作者接到马伯庸助手打过去的电话时，都很警惕，这是他们从未遇到过的事情——有人因为参考了他们的论文而费尽心思找到他们，目的竟是付酬表示敬意。事后，马伯庸写了长文《四起几乎未遂的学术“诈骗”案始末》记录他艰难付酬给论文作者的经过。

潇湘晨报：对历史小说创作者来说，虚构和真实是矛盾的吗？什么样的素材您会处理成《大医》这样的历史小说，什么样的素材处理成《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样的历史纪实？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本书最早的缘起是在五六年前，朋友在微博聊到明朝地方上有一个小案子，挺好玩的。我看到时，有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直觉：这背后有更多的事。我就去找了该案子出处的论文以及论文索引的原始资料——那是明代徽州府遗留下来的文书。

整个文书通读了一遍，让我非常震撼，刷新了三观。在原来概念里，中国历史主要记载的是上层政治，比如帝王将相，越往基层记载得越少。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喜怒哀乐很少有机会被记载下来，但这个文书所讲的丝绢案是一个特别的例外。首先，它只是一个小县城的事；其次，因为徽州人本身的文化特点，所有资料全都保存下来了：前因后果、中间过程的往来文书和书信全都留下来了。

咱们原来的认知都是：知县大老爷一拍惊堂木，这个事就定了，或者下面衙役过去把人押走了。但是我看史料之后发现，在真实的明代基层，一个公共政策的诞生是一件极其艰难、复杂的事情。各个利益集团，各有算计、各有心思，他们彼此之间的冲撞、博弈、妥协和抗争经历很长时间才会形成一个固有的规则。

这个丝绢案在《明实录》只提了一句，而简单史书上的一句话背后所隐藏的信息量却是极其巨大的，它给我们展现出明代基层真实的政治生态和生活生态，这是最有价值的地方。我自己学了很长时间法律史、政治史、经济史，又结合很多老师研究成果，把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写了一遍，不到十万字，发在“得到”上，也由此开启了我对于明代基层事件的兴趣。

我按图索骥，又选出了五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做了整理和重构，写成文章。当时正好是《长安十二时辰》写完之后，很多人说我要趁着热度，去写下一个，比如说“北京十二时辰”、“广州十二时辰”。我怕被故事性绑架，我怕我很容易就觉得自己应该再写一个更畅销的故事，更让人喜欢的故事。所以想写一个非故事性，没有那么讨人喜欢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我自己觉得好的，能涉及历史的底层规律的。写这些文章它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你要写这个事件就必须去理解明代的土地史、财政史、货币史，甚至明代的经济和商业，还有它的政治史，所有的层面都要了解。它给出了一个学习的动力。

写故事所有东西都是为故事的戏剧性服务的，有些东西可以要，有些东西不必要，我会按照故事的发展逻辑去剪裁。但是写非虚构的话，这个事件就不是按你的意志运转了，我当时写得很痛苦，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发现这件事他只要这么做，会特别好看，但是事实上他就没那么做，而是非从另外一个没有戏剧性的角度去发展，所以我要忍住自己的创作冲动。

潇湘晨报：我看了《四起几乎未遂的学术“诈骗”案始末》，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充分体现了马老师您对历史、对历史研究的尊重。这样的尊重，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的？

马伯庸：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论文，可以说，如果没有研究员提供的资料，我的作品就不会有这么多史实。就我自己而言，我希望能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我有两个能力，第一，是能看进枯燥的历史文献；第二，是我能从文献中发现好玩、读者感兴趣的点子，通过接地气的方式将学术研究讲给大家听，让人们了解历史研究学者工作的价值。

很多人都对历史有兴趣，但是又不太能够去阅读那些枯燥的学术论文。那我的责任其实就是当好桥梁，把学者专业深奥但是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转化出来，变成一个好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让他们对历史学界的这些研究成果有一个认识，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我希望读者能从我的作品中了解古代普通人的生活规则、道德习惯等，越是了解得多，越能珍惜现如今的生活，尊重五湖四海不同的生活习惯，从而开阔眼界，做到换位思考，避免故步自封。

谈其文学使命：我要把小人物从被遗忘的历史中拽出来，赋予他们新生

从马伯庸的第一部作品《风起陇西》，到《大医》，到正在写作的《食南之徒》，主角都是小人物。

“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我就会知道长江是往哪去的。”在他眼里，无数滴水的流向，便是历史大势。

潇湘晨报：请讲讲您的第一部小说《风起陇西》对您的意义、对您之后写作的影响。

马伯庸：我从小就喜欢三国的评书、三国的电视，玩三国的游戏。《风起陇西》是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写的，当时我读了大量间谍小说，忍不住想自己动笔写一部，恰好那时候玩三国游戏比较多，于是就来了灵感：如果把三国和间谍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当时应该是2004年，我写毕业论文，写得非常头疼，想要转移压力，就写了《风起陇西》，本质上它是一个逃避的产物。

其实间谍在中国历史一直存在，《孙子兵法》里就专门有一章讲用间。但间谍是这样一个职业，最出色的人才，一定是寂寂无名的，所以历史上也没什么记载。但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曹操怎么知道袁绍的粮草屯在乌巢？赤壁之战孙刘联军如何知道曹军的种种动向？背后都有间谍的身影。只不过史书没有记载罢了。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小人物从被遗忘的历史中拽出来，赋予他们新生。

现在回头来看，《风起陇西》作为第一部作品其实很不成熟。比如我把汉中描写成一个如同陕北黄土高原的地方，与实际情形严重不符。一个汉中的朋友向我抗议，说我们这里号称是小江南，才不是满眼黄土呢。我得知后，特意去实地考察了一圈，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赶紧在再版前做了修正。

不过它给我揭示了一个方法论，告诉我如何在历史的缝隙中去寻找创作空间，如何在大时代下描写小人物，在不违背历史大事实的前提下，怎样创作一个虚构故事。小说家一定要是杂家，否则写不出三教九流、写不出红尘世情。

潇湘晨报：您曾说过您的文学使命，就是把那些埋没在尘埃里的黄土掬起来，重新捏出血肉，化为人形。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因为怎样的事情有这样的使命的？

马伯庸：一开始我是没有意识的，看历史中哪个东西是比较有传奇性、戏剧性，好玩儿的，从这个角度入手。但是现在我发现自己非常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史观这一块。

就好像长江，一滴水不重要，一个小老百姓想活或者想死对历史无关宏旨，影响不到。但如果千千万万个老百姓聚到一起，产生的流向就是所谓的历史大事。任何一个历史转折都是底层人民产生的需要汇聚在一块儿形成的潮流，那些上层的历史人物、英雄就是适逢其会，他们不是引领潮流，而是赶在这些潮流之上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这样自下而上才能推出整个社会历史事件真正的动机。

我曾经看过一个有关三国志的展览，里面展览的是所有跟三国有关的文物，我在那儿看到了两块砖。

第一块是在安徽亳州的一个墓葬里面发现的砖头，时间是黄巾起义前14年。这个砖头上有一段工匠写的话，大概意思是“你们快把我逼死了，现在我就等苍天已死的那一天，我要跟你们算账”。看到这块砖，你会一下子明白，为什么黄巾起义能够席卷天下。在黄巾起义的14年前，这些基层老百姓中，一个最普通的烧砖的工匠，已经被压迫得走投无路了。他喊出这种话时，一定有千千万万个跟这个工匠一样的人，同样受着压迫，同样在内心燃着怒火。

当这么多人都产生了“我要跟你同归于尽，我要跟你好好干一场”的心愿，最后就形成了汉末的历史趋势，才有了曹操、刘备、孙权这些人的趁势而起。

另外一块砖是在以前吴国的首都建康旁边出土的。当时晋国灭掉了吴国，天下已经三分归一统，这块砖写的就是“晋平吴，天下太平”。我考证后得知，这块砖的主人大概70多岁。三国混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这位老人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着战乱，一直到他70多岁，终于看到了天下太平的曙光。我想战争期间，就算他不上阵打仗，他的朋友、亲戚也可能被战乱波及，他自己也可能要承担极其繁重的负担，现在“终于天下太平了，不打仗，可以安心过日子了”。那时一定有千千万万像这个老人一样的老百姓，他们已经无法承担战乱的结果，当他们一起呼唤和平的时候，天下三分归一统是必然的趋势。

这两块砖当时给了我一种强烈的感觉——它们解释了三国乱世的起源，和三国乱世的终结。历史的主角，并不是那些名将、谋士、王侯们，而是这些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人，他们的需求最后会形成历史趋势。这是我对小人物的理解，我就想写这样的人。

潇湘晨报：关于历史，引用泛滥的一句话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当下写作是不是您选择写什么和不写什么的一个重要考虑？

马伯庸：这句话是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的，他原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用现代的语言去解释古代历史，要用现代性视角去看待古代。

比如说像《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因为我们现代人人平等，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那我们看到的“丝绢案”故事就不是一个刁民试图扰乱基层治安，而是一个人为了公共利益挺身而出，去讨论公共政策的形成。反过来，我们也要去理解古代人，而不是把现代的观念强加到古人身上。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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