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是兔不是鼠！被误会被错灭的高原鼠兔_快看点

青藏高原广袤的草原上，生活着一种像鼠又像兔的动物——高原鼠兔。它伴随着青藏高原的形成过程，与这片世界上最年轻最高的土地相依相存，即便遭遇半个多世纪的人为灭杀，依然在这片土地上顽强地生存繁衍。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2023年是癸卯兔年，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是“众生的地球”。高原鼠兔到底是鼠还是兔？它的存在，对青藏高原有着怎样的意义？遭遇连续数十年的灭杀依然“兔丁兴旺”，高原鼠兔有着怎样神奇的生存密码？它到底该不该被灭杀？假如鼠兔真的灭绝了，青藏高原还是青藏高原吗？

“害鼠”与“好鼠兔”

“鼠兔和我经常见面。”

“热爱自然的人见到鼠兔的家，一定惊叹于那里永不停歇的忙碌景象。”

“在野外遇见洞里洞外奔忙的鼠兔，我的大脑总是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因为观察这些讨人喜欢的小生物是一种愉悦的享受。”

夏勒博士在《第三极的馈赠》一书中以十分轻松的口吻写下这样的文字。其实，他想讲述的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关于高原鼠兔在青藏高原被当做“害鼠”或者说“鼠害”被长期毒杀的故事。而根据他的观察，高原鼠兔对青藏高原有着十分重要的生态价值，不可或缺。

先跟大家分享一段网友的自然体验经历：在8月青藏高原最美的季节，小赵和朋友结伴来到青海三江源进行自然体验。

“在离机场不远的一块草地上，我们就看到了三三两两活跃的高原鼠兔。”刚下飞机就能看到如此可爱的高原特有物种，不禁让他们对这次旅行充满了期待。

接下来，在几天的自然体验过程中，他们几乎天天能见到鼠兔，尤其是清晨和傍晚。它们几乎在一刻不停地跑来跑去，嘴里还不时叼着野草和花。总有几只鼠兔坐在自家门口观望着。它们作为警戒的守卫，一旦发现有掠食动物出现，比如老鹰或者藏狐，就会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警告大家。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么机警、可爱的小动物啊！

事实也的确如此。职业的缘故，记者常常游走于青藏高原，对这种动物并不陌生。一年前，在位于黄河源头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采访中，记者曾饶有兴味地观察过高原鼠兔。车子停在路边，3月的黄河源头，还是严冬季节，草原一片枯黄，寒风呼啸，芨芨草在风中猛烈地摇晃着，一只鼠兔飞快地窜出来，迅疾躲入一个洞口后停住脚，两只前爪趴在洞口，十分警觉地探起头四下观望。稍有风吹草动，它就瞬间消失在视线之外。机警、可爱、行动迅速，只要留意观察，就会发现类似的场景不断在草原上演。鼠兔的存在，让看去一片枯寂的草原十分灵动。

而在此之前，记者对它的认识，也不外乎众人口中的“害鼠”。尤其是在一些草场退化比较严重的地方，总能见到它们受到来往车辆惊扰而四下逃散的身影。当地人总会十分痛惜地说：草场退化得厉害，到处是老鼠（指高原鼠兔）。言下之意是，草原退化至此，全是它们干的。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高原鼠兔，这样一个物种，究竟是鼠还是兔？它们真的是人人喊打的“害鼠”吗？

青藏高原上“最古老的原住民”

记者采访获悉，高原鼠兔的进化史已有3700万年，是伴随青藏高原隆起过程而进化来的一个物种。其分布范围十分广泛，青藏高原上只要有草地的地方就会有高原鼠兔分布。因此也有学者将青藏高原称为“鼠兔高原”。

高原鼠兔隶属于兔形目、鼠兔科、鼠兔属，又名鸣声鼠、石兔，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鼠兔的外形酷似兔子，身材和神态又很像鼠类，故而得名。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动物生态学研究员张同作介绍，化石证据显示，高原鼠兔的进化史长达3700万年的时间，在鼠兔属中是非常原始的一种。所以，高原鼠兔称得上青藏高原上“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

青藏高原的形成和隆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便是在今天，这片高原仍在长高。这也导致了高原鼠兔生存环境的变化，使其逐渐适应了高寒、低氧等极端环境。

每年4月至5月是高原鼠兔的繁殖期。超强的繁殖能力也许是高原鼠兔种群繁盛的重要密码之一。据悉，鼠兔孕期仅30天，每胎通常产3－4只幼崽，多时6只，每年可以繁殖两次。另据研究，对一个地方的鼠兔进行大量灭杀后，鼠兔为了维持其种群的发展，生育会提前并产崽更多。

曾有人估计，青藏高原的鼠兔数量超过12亿只。

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巴丁求英，从小生活在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辽阔而美丽的草原是他对家乡最深刻的记忆。作为草原之子，每当他对学生讲到草地生态系统，总是充满深情。

“鼠兔是草原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高原上，有草地的地方就会有高原鼠兔。青藏高原也可以称为鼠兔高原，某种意义上说恰如其分。”巴丁求英说。

不是“害鼠”，是“好鼠兔”

实际上，鼠兔是“兔”而非“鼠”。在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展示着一个特别的关于草场退化的模型，演示着草原和高原鼠兔弯弯曲曲的地下洞穴。博物馆试图让参观者从这一模型了解草原退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博物馆副馆长张钟月每每讲到这个模型时都有些激动。“说起草场退化，我们需要为高原鼠兔正名。”她说，鼠兔只是草原退化的风向标，而非“主谋”。此外，鼠兔其实还有很多生态益处。首先，鼠兔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完整性有着重要作用。鼠兔是青藏高原狐狸、棕熊、狼等食肉动物和猛禽的主要食物。其次，鼠兔让草场更健康、稳定。鼠兔通过打洞，将地下矿物质翻到地表，并让土壤变得更松软，土壤就像海绵一样更容易储存水分，会让小草长得更茂盛。所以高原鼠兔非但不是“鼠害”反而是“好鼠兔”。

“长期以来我们把草场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到鼠兔身上，但后来研究发现，在高原鼠兔得到控制的地区，牧草产草量并没有明显增加，盲目灭鼠也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张钟月说。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了解高原鼠兔，记者采访了不少专家学者，翻阅书籍、查找资料。记者发现，关于大熊猫、雪豹、藏羚羊、普氏原羚等明星动物的专著比比皆是。遗憾的是，记者没有找到一本关于高原鼠兔的专著。所幸在乔治·夏勒博士的《第三极的馈赠》中，找到一个关于高原鼠兔的章节，名为“好鼠兔”。

单看题目就知道，作为博物学家的夏勒博士对于高原鼠兔的好恶，可谓明显。事实上，乔治·夏勒也是第一个提出为鼠兔正名的学者。他在青藏高原进行野外研究时，目睹了当地用毒药大规模灭杀鼠兔的现象，发现“鼠兔的处境令人担忧”。

书中写道：鼠兔不幸背负了一个不甚光彩的学名。但是它的长相极其讨人喜欢……后来，他又创作了科普童话《好鼠兔》，用12个带有寓言性质的小故事，讲述了鼠兔的家庭、生活以及面临的问题；青藏高原上的牧民与鼠兔的关系；鼠兔碰到的敌人和动物朋友以及它们的生存现状；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保护等。

那么，夏勒博士眼里的好鼠兔，到底好在哪里呢？

鼠兔白天活动，晚上睡觉。和我们人类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鼠兔很勤劳，一年四季都不休息，即便是寒冷的冬天也不冬眠。鼠兔爱干净，有很好的卫生习惯，洞穴里有多个专门用来存放粪便的“厕所”。

除了这些优点，小小的鼠兔，依靠草原生活的同时，给草原、给其他动物甚至给牧民带来了很多好处：鼠兔从洞里清扫出来的粪便有很多养分，因此鼠兔洞周围的草也长得更好更壮，给草原上生活的绵羊、牦牛等带来了福利。

苍蝇在花儿之间飞来飞去，寻找可口的花蜜，同时也给花儿传播了花粉；而鼠兔的洞穴为它们躲避糟糕天气时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当然，享用这个“避风港”的，不只是苍蝇，更有雪雀、松鸭，以及蜥蜴等一些爬行动物。

鼠兔还能够吃掉草场上各种各样的毒杂草，而这些是牛羊不能吃的；鼠兔掘洞使土壤变得松软，更容易吸收水分，吸了水的土，草就长得更好，营养价值提高。

鼠兔，和同样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许多其他动物——藏羚羊、渡鸭、兔子甚至狼相依相存，和它们一起生活的还有牧民以及他们放牧的绵羊、山羊和牦牛。大家都依靠草原生活，是整个生态大家庭中的一部分。

鼠兔、狐狸、狼，还有人类，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千年，分享着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家园……

一直被误会——“灭鼠”实为“灭兔”

4月初，在青藏高原还是冬季。位于黄河上游流域的青海省某牧业县，有一片有名的草原。站在茫茫的草原上，风一阵阵狂扫而过。4月中旬，草原上有嫩绿的小草已在萌芽，在一些鼠兔洞口，还能看到灭鼠留下的拌过了毒药的燕麦，既看不到鼠兔，也看不到它们的天敌，天空中连鹰的身影都很难看见。这种情景让记者想到夏勒博士的经历。

他说，1984年第一次去青海时，发现鼠兔的处境令人担忧。

“中午时分，我登上一座石灰岩山丘。凌乱起伏的小山朝各个方向铺展，直伸向地平线，唯独在南面被高耸的雪山拦住。一只胡兀鹫乘着上升气流在阳光映射的峭壁一带滑翔，远处层叠的山峦间，贡萨寺隐约可见，两支号角的低沉声音远远地传了过来。源自当地古老文化的音乐，为这片无垠天地注入了人类的气息，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中，我理应心旷神怡。可是，我却感觉不安。这里似乎少了什么东西。”

“然后我意识到，这里没有鼠兔。我一路上经过了很多地洞，但是洞口都没有新近翻土的痕迹，洞外的粪便都已变干，表面灰暗，洞口的草堆浸了水，没有得到照料。我正置身一座死亡之城，犹如被一场天灾湮灭了生命的庞贝城。”

眼前的场景何其相似。我们一路走行，广袤的草原上连一只鹰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而就在大约一周前，这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雪。从当地草原站提供的照片上看，草原上白雪皑皑。“这个时候正是灭鼠的好时机。”该县草原站站长对我们说。一方面，雪后的草原，更容易发现鼠兔进出的有效洞口，可以更方便准确地投撒毒饵；另一方面，草都被雪盖住了，鼠兔没有可吃的食物，只好吃人们投撒的毒饵，这样灭鼠的效果会更好。

高原鼠兔，其实是一种兔子。但是数十年来仍被称为“老鼠”，即便是从事生态工作的专业人士中，也不乏有这样认为者。而为什么“灭鼠”？是因为人们认为，鼠兔破坏了草场，还与牲畜争食。

灭鼠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持续至今。基本上，有草原的地方都覆盖到了。记者在网上检索“草原灭鼠”发现，类似的灭鼠项目在内蒙古、新疆、四川、青海等牧区被广泛实施。

2022年3月中下旬，媒体报道了某地开展的一次高原灭鼠活动。这次灭鼠面积13．8万亩，上万名牧民群众投放灭鼠饵料达69吨之多。

“这个场面震惊了很多人。”巴丁求英说，如此大规模、投毒的量如此之大，引发了诸多环保人士和学者的质疑。“且不说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它可能的收效相比，经济上是否合算？单从生态上讲，这一片草地上还生活着60只藏狐、10只荒漠猫、15只兔狲，还有狼、棕熊以及很多猛禽。‘灭鼠大会战’消灭掉的不仅仅是8万只鼠兔，它们的天敌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要么被毒死、饿死，要么迁徙。”

记者在采访中也曾遇到过灭鼠队，他们背着背囊，行色匆匆。记者的同事李宁曾目睹了灭鼠的场面。那是在2021年初冬时节，在黄河源头，白雪皑皑的草原上，数十名投饵料人员排成一队，顺着风向开始投放“防治鼠害”的饵料，与上述的情景大同小异。

该反思的问题

在北美大草原上，曾生活着草原犬鼠，它在生态系统中扮演了与高原鼠兔相似的角色。然而，美国政府和牧场主以“草原犬鼠侵占了牲畜的牧场”为由，给草原犬鼠定了罪，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施了大肆枪杀和毒杀。那时草原犬鼠尸体堆成了山，分布范围缩减了98％，深陷灭绝危机。

“当时草原犬鼠被大范围灭杀以后，该物种的主要天敌黑足鼬在很多原有的栖息地基本上消失了。之后，保护机构在动物园饲养草原犬鼠，试图重新让它们回到大自然。”巴丁求英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此项目。“如果真把鼠兔像草原犬鼠一样灭了，也一定会重蹈美国草原犬鼠的覆辙。”

“事实上，高原鼠兔是青藏高原上众多肉食性动物的主要食物来源，支撑着世界上最大的食物链之一。尤其是在冬季，其种群数量变化极大影响肉食动物的生存。”巴丁求英、张同作等多位专家学者认为，研究表明，牧场退化并非鼠兔造成，植被丰茂的牧场会遮挡视野，并非鼠兔适宜的生存环境，反而正是退化的牧场吸引了它们，才导致了数量激增。

青藏高原到底有多少高原鼠兔？据悉，整个青藏高原的鼠兔种群数量和变化一直鲜有研究。但可以明确的是，土壤性质、植被类型、放牧强度、季节变化、人工灭鼠活动等等，都影响着高原鼠兔种群密度。比如，灭鼠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高原鼠兔的种群密度大幅下降。研究发现，在连续实施灭鼠活动的草场，高原鼠兔的种群数量仅为灭鼠前的5％。

从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官网上看，高原鼠兔种群数量呈下降的趋势，已被列入易危物种。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但人类并不是地球的唯一生灵。诚如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众生的地球”。如果鼠兔真的被灭绝了，没有了鼠兔的青藏高原又会怎么样呢？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王湘国说，“鼠害”是自然演替的综合结果。如果没有作为生物链底层的鼠兔，对青藏高原也是很大的灾难，整个生物多样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他说，其实，健康的草场上是没有“鼠害”的。这几年随着生态的向好、天敌的增加，草场质量的恢复和改善，牧草的高度也相对高了。草越好的地方，越高的地方，鼠兔越少。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希望，把鼠兔和它所在的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研究和管理。利用一些综合性的措施，比如动态轮牧、退牧还草、牧草种植、对鼠兔的绿色防控等方式，维持牛羊、草场和鼠兔的生态协调，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保护自然生态，决不是盲目的行动，不能仅凭主观意愿出发。青藏高原本来就是有鼠兔的高原，鼠兔是地球的主人之一，应该把自然还给自然。（记者吕雪莉）

不止是荒野的呐喊

结稿之际，记者接到著名的青海生态摄影家鲍永清的电话。他说，时值藏狐等野生动物的产崽和哺乳期，他在野外拍摄中发现一窝3只小藏狐，藏狐妈妈出去觅食，整整一天都没有回来。再后来，那一窝小藏狐也不见了。

“太可怜了！”鲍永清说，鼠兔是藏狐、赤狐、大鵟等的主要食物来源，冬春灭鼠过后，很多野生动物失去了食物来源。“藏狐一家不是被毒死了，就是被饿死了！”

在世界地球日谈高原鼠兔——这个青藏高原的关键而生存现状十分危险的物种，似乎十分应景。毕竟，地球日只有一天，但关注和保护地球不只在这一天，而应该是在每一天。

近年来，记者每每在三江源行走，就会想到草场、鼠兔、牧民，他们之间的内在关联究竟是什么？他们难道不能和谐共处吗？记者向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相关人士不断请教，不断追问，试图找到这个问题的破解之道。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灭鼠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灭鼠措施多种多样，化学灭鼠、器械灭鼠、生物毒素灭鼠、培育天敌灭鼠和不育技术灭鼠等等。然而年年灭，年年发，似乎告诫人们，不该对它们赶尽杀绝；也在提醒人们，需要另辟蹊径。否则，永远只能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之中。

虽然，灭鼠用的药物也在不断迭代，但是，对草场的影响，对牛羊的伤害，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等究竟如何？至今鲜少有人做过全面的科学评估。

而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灭过鼠的草原上，那些与高原鼠兔相伴而栖的鸟类少了，以高原鼠兔为食的天敌动物少了。有识之士指出，灭鼠变成了一件“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事情”。诚如学者所讲：“钱烧了，生物多样性丧失了。”

即便科学家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在科学研究与相关部门决策间似乎还存在强大的壁垒，信息的不对称，保护生态的理念和行动上的严重背离。一些研究结论告诉人们，不该灭鼠；而工程实施的现实行动却在说：不灭不行。在自然界的平衡与兼顾人的生存间如何取得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也有一些光，让记者看到希望。一些基层的草原工作者已经在不断地反思这个问题。一位基层草原站站长这样告诉记者：牧民群众经常会问他，野生动物来争食我的草场怎么办？我会告诉他，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它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你不在这里的时候，它们早就在这里生存了。你说到底是谁在抢谁的草场？还有一些民间环保人士，开始探索“筑巢引兽”等多种方法，修复自然生物链，恢复生物多样性。

“任何一件事，若是有助于维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灭鼠运动是否该继续下去，也许“近代环保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这句话十分适用。

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让我们珍爱它，从珍爱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开始；让我们尊重它，从尊重这土地上每一种生命开始！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希望这不再是荒野上的呐喊。（记者吕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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